1967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是个多事之秋，巨大的灾难降临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谁也闹不清是哪座城市最先进入了战争状态的。自从1月份上海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首肯，被赞为“一月风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加赞赏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夺权之风顿成燎原之势，派系林立的造反组织面对权力再分配的巨大利益，纷纷火并，大规模的武斗开始升级，战火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蔓延开来。4月，广西告急，南宁、桂林等城市爆发激烈的战斗，双方动用重型火炮和坦克把城市打得几成废墟，死亡数千人，伤者不计其数。贯穿广西境内的邕江里浮满尸体，江水将大批浮尸冲进珠江三角洲，直至港澳地区的海面上。港澳报纸连连惊呼，全世界为之动容……
出现在西南城市成都和重庆的战争，其现代化程度更高。那里有很多国防工厂，而这些军火工厂的工人又大部分是从军队复员的军人，这些精通各种武器和战术的造反派把这个城市的战争进行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激烈的战斗甚至刺激了军事科研的进程，一些在和平环境下科研人员绞尽脑汁也设计不出来的新式武器竟在实战中被设计出来并投入使用……
华北告急。石家庄、保定战火纷纷……中原告急……东北、西北到处枪炮齐鸣……中国境内的战火，震惊了全球。
在太空轨道上，苏美等军事大国的侦察卫星正紧张地注视着这片陷于战火的土地。中苏、中蒙连绵数千里的边境线上，苏军几十个精锐的装甲师、摩托化步兵师枕戈待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设在菲律宾、冲绳、关岛等地的美国海空基地也进入一级战备，数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北部湾等海域游弋，满载核弹或常规炸弹的B-52战略轰炸机群排列在机场的起飞线上，随时准备腾空而起……
在遥远的欧洲，正处于冷战中的华约和北约这两大军事集团，都暂时忘却了柏林墙两侧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东方……
与中国接壤或邻近的西亚、东南亚国家，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有一天，中国内战的战火会打着“输出革命”的旗号越过国境线。在莫斯科的红场上，一些中国留学生高举着红旗和毛泽东像正在愤怒地声讨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声称要在列宁的故乡重新燃起“十月革命”的烈火，“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弹这回要射向克里姆林宫了。不过，留学生们的狂热，还没来得及释放出来，就被凶悍的苏联警察们的棍棒扼杀在萌芽中……
李云龙的脑袋近来总是昏沉沉的，他被这一幕幕突变的形势弄得焦头烂额。先是政委孙泰安被调到另一个省“支左”去了。两人搭档了十来年，一直处得很融洽。孙泰安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人很宽容，资格老但工作能力较平庸。他没有野心，喜欢随遇而安，除了胆小些，没什么大毛病。李云龙挺舍不得他走。
他所在的城市和全国的所有城市一样，也进入了战争状态。这个城市的两大造反组织“红革联”和“井冈山兵团”形同水火，两派的代表走马灯似的轮流来司令部游说，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龙心说：我哪知道你们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我看，都是这两年粮食多了，吃饱撑的。1960年那会儿你们咋不闹腾呢？他被造反派们闹烦了，干脆称病躲进医院。工作暂时由新调来的政委马天生主持。
比起李云龙这类从红军时代就当上主力团团长的将军来，马政委的资历就不值得一提了，他1943年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的游击队，以他的中学学历在文盲众多的游击队里可称得上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这样的宝贝自然要保护起来，干些能发挥特长的工作。他从文书干起，从来没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到1955年部队授衔，李云龙和丁伟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发牢骚嫌肩章上一颗将星太少时，而马天生则望着自己肩上的两杠一星感到心满意足。1943年入伍，没什么战功，12年就干到副团级少校，他知足了。
令李云龙百思不解的是，这个1955年的少校，是凭什么又在12年之内爬到正军级的位子上的？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有些戏剧性。
那天郑秘书向李云龙建议说：“新来的马政委已经搬进老政委孙泰安住过的那座小楼了，还没有正式上班。1号，您是不是去作一下礼节性拜访？”
李云龙不置可否，却提出了一个另外的问题：“这个马政委在军里排几号呀？”
“当然是2号。”
“这不就得啦，你没忘了我是几号吧？”郑波被噎住了，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当天晚上，政委马天生主动上门拜访李云龙。两人握了手，先是寒暄了几句。李云龙吩咐郑秘书倒茶，然后先坐下了，用手拍拍沙发道：“坐嘛，不要拘束，随便点儿。”
马天生很有涵养地笑笑，坐下了。
“马政委很年轻呀，哪年参加工作的呀？”
“1943年入伍，今年45岁。”
“嗬，年轻有为呀，1943年……我在干啥呢？哦，想起来了，带着我那独立团在晋西北已经打出一块不小的地盘了，说是一个团，其实兵员有六千多，快赶上当时的一个师啦，那时抗战快胜利了嘛。”
“是啊，李军长是老资格了，我来之前听干部部的同志介绍过，我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呀。”
“哟，学习不敢当，互相学习吧。其实老同志有什么？不过就是参加革命时间早点儿，工作经验丰富点儿，仗打得多一点儿，没什么嘛，咱们这个队伍一直有这个传统，老同志嘛，多担点儿责任，给年轻的同志多把把关，把自己的经验多传授一些，仅此而已。”
“感谢李军长对我工作的支持。”
“你不要怕，大胆工作，工作上有啥困难，就只管来找我，这个单位师团一级的干部都是我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带过的兵，人头熟，也比较听话。”在一旁倒茶的郑波也听出来了，马政委的谦虚话被军长毫不客气地接收了。
“马政委一直是搞政工的？”
“是的，调来之前我在××军××师任政治部主任。”
“哦，连升三级，你们搞政工的如今吃香啊，我们这些搞军事的老家伙也该考虑考虑让位啦，仗没得打了，用处也不大啦，总得给年轻的同志创造点儿条件嘛。”
“李军长，我刚来，对本市‘文革’运动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您是不是给我简单介绍一下？以便我开展工作。”
“这很简单，就像报纸上说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还有，‘阶级敌人一天天在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就是这样。”
“您能不能说得具体些？”
“具体可就不好说了，本市造反派分为两大组织，天天吵来吵去都像乌眼鸡似的，都自称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我说，好，都是左派，我都支持。这也不行，说我和稀泥，搞折中主义，没有原则。那就没办法了，我想还是让他们自己吵出个子丑寅卯来再说吧。”
马天生微微一怔，觉得这位军长的话有些刺耳，怎么能这么说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是大非问题。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之分，就必然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天生的逻辑思维是很清晰的，既然群众分为两派，那么肯定应该是左派和右派之分，要都是左派就没有必要对抗了。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这位李军长的情绪却很成问题。
马天生是个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工作者，在情况不明时，他绝不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今天一点儿小小的“火力侦察”，就发现了不小的问题。“李军长，我先告辞了，希望咱们今后合作愉快。”
“那就不留你了。郑秘书，替我送送。”
马天生走出门时还琢磨，他好像刚刚被一个首长接见过，心里一时找不到正军级干部应有的感觉了，他明显感到，这个李军长不是个好共事的人，此人太傲慢，简直是目中无人。此外，他还隐隐约约感到，此人有可能是那个司令部的人。
其实马天生也未必就看得起李云龙，他认为自己从军二十多年爬到正军级，这是有原因的，除了有些老首长提携，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才干。马天生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时，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读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有相当深的造诣，厚厚的一本《资本论》快让他翻烂了，在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中，像马天生这样随口就能引用马列经典的干部确实极少。平心而论，就理论水平而言，马政委一开口，像李云龙这样的老粗，只有乖乖听着的份。马天生人品并不坏，当过学雷锋标兵和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他也曾像雷锋那样雨夜背着老大娘走十几里地，周围的战友们谁家有了点儿困难，马天生知道后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是很真诚的，丝毫没有沽名钓誉的意思。对于上级的指示他从来都是坚决执行的。雷锋同志那句座右铭：“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也是马天生最为推崇并身体力行去做的。问题是，这年月，同志和敌人的概念是很模糊的，角色也经常发生错位，经常有这种现象：上午还是同志，下午就成了敌人。解决起这类问题，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上午给他“春天的温暖”，下午就给他“冬天的冷酷”。
马天生在组织部门找他谈调动工作时，就多了个心眼儿，他要弄清楚这个将要与他共事的军长的资历、战功和背景。好在摸清李云龙的底并不费事，军内高级将领中认识李云龙的人太多了。他的预感告诉他，这个极具个性色彩的将军是个不好共事的家伙。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不冲别的，就冲李云龙1927年参加红军和那一身的战伤，马天生就自觉矮了一截。他太清楚了，在一支从战火中拼杀几十年而不断强大起来的军队中，资历可太重要了。
1955年授衔时，马天生亲眼看见一个佩着三颗金灿灿将星的上将见了自己在红军时代当过他班长的一个中将时，还毕恭毕敬地立正敬礼。中将不但坦然接受了他的敬礼，嘴里还不干净地发着牢骚：“他妈的，没法儿干啦，班长当中将，战士倒成了上将。”上将恭敬地说：“什么上将中将？战士什么时候也得听班长的。”这件事给马天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和李云龙虽然同属正军级，但资历可没法比，就算马天生升到军区司令的位子上，李云龙也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资历的差异是先天的，根本没法补救的。在两人共事的初期，马天生一直小心翼翼的，尽量表现出很尊重李云龙的样子，而李云龙也没太把这个坐直升机上来的政委当回事，因此倒也相安无事。
当李云龙称病住进医院时，马天生暂时成了这个军的最高首长，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本来嘛，中央“文革”三令五申，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他李云龙仗着资格老，就是硬顶着不表态，还不许别人表态，这不是明摆着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吗？就冲这一点，他早晚要倒霉。
李云龙住院一星期后，马天生终于代表野战军表态了，宣布支持“红革联”。野战军一表态，处于剑拔弩张的双方的力量对比立刻发生变化。“红革联”有了强大野战军的支持，顿时扬眉吐气，组织了几万人的集会，愤怒声讨“井冈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公开宣布“井冈山”为反动组织，勒令其立即解散。而“井冈山”及支持者省军区部队则气炸了肺，马上出动上万人冲击了会场，双方从动嘴辩论演变成全武行只用了不到10分钟。会场顿时大乱，砖头棍棒满天飞，数千人奋不顾身地厮杀成一团。一场混战下来，双方共死伤一百多人。这仇就结大了，省军区也旗帜鲜明地公开宣布支持“井冈山”，称“红革联”为反动组织。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再战，战幕就此拉开。
李云龙在医院里也忙得很，他一天到晚都在打电话，军部的总机接线员们忙不迭地把电话通过军用线路转到各大军区或各野战军的老战友那里。既是老战友，说话就难免肆无忌惮，骂骂咧咧，当年的后勤部长、现任某大军区参谋长的张万和和李云龙在电话里骂开了。
“喂！你狗日的还活着呀，当参谋长快10年了吧？总得给下面年轻的同志点希望嘛，要我说你狗日的退下来算啦，别占着茅坑不拉屎。”李云龙肆无忌惮地骂着粗话。
“嗯，一听这大嗓门，我就知道是你，咋跟驴叫似的？喂，你那里咋样？老子这里乱套啦，你先别说话，仔细听听……听见了吗？高射机枪在平射呢，操他奶奶的，这枪的口径可不是闹着玩的，毫米，比当年小鬼子的92式重机枪可厉害得多，打到身上就没救。奶奶的，老子咋就跟做梦似的？又回到以前啦，当年打天津老子带一个师打南开大学，那巷战打得也就这水平。你听听，这枪声密得都听不出点儿了，清一色自动火器，比老子的部队装备还强，火线离我窗口也就八百多米，一派攻，一派守，昨天连坦克都出动了，两辆59式，这边弄了两门高炮用穿甲弹平射，正面装甲打不穿，这边就急啦，组织敢死队抱着炸药包往坦克履带底下钻，报销了两辆，那几个孩子也完啦，可惜呀，弄到部队来都是好兵……”张万和在叹息着。
李云龙不满地说：“都打成这样了，你怎么不出动部队制止一下？还在看热闹。”
老张怒道：“你他妈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有中央军委的书面命令我敢出兵？中央‘文革’叫支持左派，他妈的都说自己是左派，老子支持谁？本来打得还没这么热闹，不过是砖头瓦块儿的扔来扔去，充其量用冷兵器过过招。好嘛，江青同志一句话，文攻武卫嘛。这下子可麻烦了，两派都来了劲头，越打越热闹。我的部队的枪全被抢了，武器库也被砸开了，人家武装到牙齿，我们倒他妈的成了赤手空拳的老百姓。”
李云龙听了皱着眉头半晌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才小声说：“老张，这形势不对呀，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吗？咋就文着文着动开了武呢？主席这是咋啦？咋就不管管自己婆娘呢？”